“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，很多公司、很多人想996都沒機會。”
“BAT這些公司能夠996，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。”
——馬先生
這話若被德國老馬（馬克思）聽聞，棺材板都壓不住。他定會用152年前那部皇皇巨著批判馬先生：“小馬，你是不勞而獲的資本家，靠壓榨工人剩余價值成為首富。”
馬先生亦覺得委屈和不服，“我很幸運，我沒有后悔12*12，我從沒有改變自己這一點。”
跟老馬同穿一條褲子的老恩（恩格斯），也會加入批判：“憑啥你拿得比工人多？”
老馬去世的第二年，奧地利的小龐（龐巴維克）出了一本《資本與利息》，說：“資本家沒有壓榨工人，資本家的利息收入來自利潤，源于跨期調節(jié)。”
后來，俄國小布（布哈林）指著龐老師罵：“你這是‘食利者政治經濟學’。”
小龐成為老龐后，教出了一個學生叫小熊（熊彼特）。小熊一輩子都想像另一位老馬（馬歇爾，馬家人才濟濟）一樣搞折中主義，他區(qū)分了資本家和企業(yè)家，試圖調和爭論。小熊覺得，“小馬不是資本家，而是企業(yè)家，小馬‘不后悔12*12’是難得的企業(yè)家精神。”
此時，老龐的一個徒孫小哈（哈耶克）跳出，“滾，你這個背叛師門的東西。”
馬先生只能發(fā)個微博，引用“幸福是奮斗出來的”，以平息這場百年爭論，避免事態(tài)擴大化。
《資本和利息》PK《資本論》，這一架吵了一個半世紀有余，映射到當下便是頭條上的“996”、腎撐不住的中年以及無可奈何的中產。
若你正值職業(yè)“中年”，又處于中層，還是中產，那恐怕……
996，中層的歷史選擇
這次，馬式言論，激起了不少打工者的憤怒，同時也引發(fā)不少老板、創(chuàng)業(yè)者的共鳴。
勞資雙方從來都不是對立的，更不應該是階級對立的，而是博弈中合作的。不少人表示，只要馬先生錢給得夠，“996”沒問題。你看，還是市場機制管用，價格滿意便成交，沒有多余的廢話。
不過，馬式言論，很容易被給不起的老板用于洗腦，壓榨勞工，“又要馬兒好，又要馬兒不吃草”。
老板“以夢為馬”，員工被“996”。
“向奮斗者致敬”，固然是這個時代必須的品質。其實，在整個東亞文化圈，日本、韓國、臺灣、香港、新加坡、中國北上廣深的工作負荷都極大，員工重度加班，老板“嘔血”賺錢，其中日本最甚。
但是，與大多數(shù)老板一樣，馬先生混淆了工人與老板的概念。企業(yè)與工人之間是勞動契約關系，在勞工法律框架下，按照市場規(guī)則辦事，價格機制來撮合雙方。但是，企業(yè)與老板沒有勞動契約。
老板加班是自愿，員工不加班是自由。
問題來了，既然勞資雙方是平等的契約關系，憑啥老板監(jiān)督工人，而不是工人監(jiān)督老板？
其實，在勞資契約中，企業(yè)與工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都是明確的，雙方都是相互監(jiān)督的。但是，工人對老板是“多對一”，工人很難聯(lián)合起來監(jiān)督老板；反過來，老板“一對多”，可以利用壟斷和信息差，對早期的勞工進行壓榨。
后來，有文化的老馬看不下去了，用“剩余價值”控告資本家剝削。有了理論大旗，工人們積極組織工會對抗資本家。資本家拿著老龐的理論來對抗工會，二者相持不下。
這時，馬歇爾得意門生老庇（庇古）跳出了古典主義框架，研究出來一個《福利經濟學》，說“劫富濟貧”是有經濟學道理的，建議保護勞工，增加窮人福利。
再后來，俄國和德國都變天了，英法美政治家坐不住了，采用了老庇的福利主張，紛紛完善勞工保護法，采用最低工資標準制。
至此，工人對企業(yè)的合約監(jiān)督，一半都交給政府及司法部門統(tǒng)一處理。今天，勞動者基本上不需要考慮合約監(jiān)督的問題，只要看月底有沒有按時如數(shù)發(fā)工資即可。
相比起來，企業(yè)對工人的監(jiān)督要難得多。
老板一對多，很難“照顧”到所有工人。工人可以利用老板的監(jiān)督盲點“尋租”。尋租，不是官僚才有，其實工人尋租極為普遍。比如，利用上班時間聊私人微信，利用財務漏洞報銷私人車票，利用公司資源私下做生意，利用采購權力收受供應商福利，等等。
根據奧地利學派的觀點，企業(yè)家搞“跨期協(xié)調”工作，先拿出錢租辦公樓，發(fā)工資，采購原料，開工廠，期待未來的收益。這個跨期過程是一個沉沒成本的“風險程序”，老板為了降低沉沒成本的風險，不得不督促工人努力工作。
其實，在市場中，每個人都是做“跨期工作”，市場是一個相互跨期機制。
房東買下辦公樓出租以求回本獲利，本是一個長期的跨期調節(jié)；員工苦讀十余年考大學，考各種證件，學習專業(yè)技能，直到畢業(yè)就業(yè)后才有回報，這也是一種長期“跨期”。只是，企業(yè)主的跨期組織工作更為復雜，需要組織各種人財物進行經營，在監(jiān)管工人上會更加用心。
所以，最開始資本家想盡各種“土辦法”來監(jiān)督工人，如皮鞭抽打、鏡子偷窺、“走動式管理”，今天升級為獎懲制度、指紋打卡、目標管理。
后來，美國出來了一個人才叫泰勒。此君原本是哈佛高材生，但因眼疾輟學，被迫進入鋼鐵工廠當工人。高材生泰勒做了五年勞工，便發(fā)現(xiàn)了提高效率的辦法。他做了各種實驗，將每個工人固定在崗位上，工人的動作與機器的運轉配合，從而形成了科學管理。
工人崗位固定化、動作標準化、產能最大化，資本家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成本，提高了生產效率。1895年，美國機械工程師協(xié)會發(fā)表了《計件工資制》，與泰勒的科學管理完美契合。這樣一來，工人也可以根據計件工資制，了解自己每天可獲得的收入，工資也提高了不少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，工人為自己打工，多勞多得。
泰勒科學管理還發(fā)展出了科層制度。企業(yè)內部開始形成像金字塔一樣的層級結構，利用“工人管工人”的辦法，老板對工人的監(jiān)督便自動化、層級化了，職業(yè)經理人也就誕生了。
泰勒是第一代職業(yè)經理人，從原來的機工學徒，逐漸成長為工人、小組長、工長、技師、總工程師，最后到總經理。后來，泰勒名聲大噪后，出來開了管理咨詢公司，成了工人眼中的資本家。
可見，職業(yè)經理人制度尤其是中層干部，可以大大降低老板的監(jiān)督成本，提高企業(yè)的經營效率。
不過，泰勒的做法，還是遭到了工會的反對。一位名叫辛克萊的年輕社會主義者寫信給《美國雜志》主編，指責泰勒“把工資提高了61%，而工作量卻提高了362%”。
后來，美國一位心理學家叫赫茨伯格，他發(fā)現(xiàn)物質條件、基本工資、管理措施只能起到保障作用，建議采用“量才錄用、職位晉升”的辦法激勵工人。這就是“雙因素理論”。這個好比古代科舉制，人人為爭搶功名，甘愿“寒窗苦讀”。
這樣，“工人管工人”以及職業(yè)經理人晉升制度，相當于構建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微妙橋梁，職業(yè)經理人既是工人又是企業(yè)的監(jiān)管者。
1950年元旦，德魯克與父親一起去探望熊老（熊彼特，小熊已變成老熊）。德魯克父親其實是熊彼特在維也納大學時期的老師，德魯克成長于學術世家、家庭殷實。德魯克父親問熊彼特：“你現(xiàn)在還跟人提起你將來想被后人記得什么嗎？”
熊彼特年輕時，才貌雙全，深受維也納大學女孩喜歡。當時有人問他，你將來想被后人記得什么？他答道：我要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歐洲美女的情圣！30多年后，師生重逢，老師拿這個問題來調侃熊彼特。
熊彼特說：“是的。這個問題今天對我來說仍然很重要。但是，答案卻和原來大不相同了……到了這個年紀，人們是不是記得我寫的書和理論已經變得不重要了。一個人如果不能使別人的生活有所不同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現(xiàn)平平而已。”
8天后，熊彼特去世。
4年后，德魯克發(fā)表了劃時代巨著《管理的實踐》，將管理學開創(chuàng)成為了一門獨立的科學，被譽為“管理學之父”。
很多人知道，德魯克的大名，未必明白其為何有如此之高的聲譽。德魯克一生著作等身，不少觀點今天看來雖平淡無奇，但實際上不少管理主張都是他開創(chuàng)的。
德魯克真正的貢獻是，他利用“社會組織”的概念，將工人、資本家與企業(yè)整合在共同的企業(yè)組織之內，提出組織概念、目標管理、企業(yè)使命與愿景、經理人以及企業(yè)家精神；工人、資本家與企業(yè)為共同的組織目標、愿景、使命而努力，從而各得其所。
德魯克將企業(yè)組織類比為宗教組織，他說：“管理沃爾瑪和管理羅馬天主教堂當然有所不同……但是，在所有組織中，90%左右的問題是共同的，不同的只有10%”，“使命決定愿景，愿景決定結構”。
實際上，德魯克利用“共同組織”從理論上化解了勞資矛盾。
德魯克重新定義了管理學，他說，“告訴管理人員付諸實踐的是管理學而不是經濟學（熊彼特創(chuàng)新理論），不是計量方法（泰勒科學管理原理），不是行為科學（赫茨伯格雙因素理論）”。
熊彼特對德魯克影響很大，除了創(chuàng)新及企業(yè)家精神外，還有“改變別人生活”的“實踐”——而不是寫在書上的理論。
2005年11月11日，“管理學之父”去世。德魯克先生總結的是“實踐智慧”，在那個時代構筑了工人、經理人、企業(yè)家以及企業(yè)組織的共同信念。
14年后，即2018年，也是11月11日，“中國式管理之父”曾仕強去世。兩代管理學之父，一個秉承西方規(guī)則意識，一個傳承中華相機傳統(tǒng)，但未能很好地將中國的工人、經理人、企業(yè)家及企業(yè)有效的整合在組織之中。
由于缺乏統(tǒng)一的組織，工人在與老板博弈時處于劣勢，重度加班、996規(guī)則比較普遍。但是，老板也不是不勞而獲的資本家，不少都是“12*12”，甚至一些創(chuàng)業(yè)者、私企老板倒在了辦公室、酒桌上。在全球來看，中國企業(yè)的壽命非常短，不少私企的利潤率極低，企業(yè)主生存的環(huán)境值得反思。
工人加班，老板叫苦，企業(yè)虧錢，如此三者很難形成共同體。問題出在哪？
當下中國試圖搞大規(guī)模減稅，“放水養(yǎng)魚”，這也是“為有源頭活水來”的道理。
從泰勒科學管理開始，經理人成為老板與工人之間的橋梁，是企業(yè)監(jiān)管與創(chuàng)收的核心理論。但由于職業(yè)經理人制度不完善，代理人問題也比較嚴重。代理人尋老板的租，尋工人的租，尋下級的租，都比較普遍。
這種問題不但在中小企業(yè)存在，在上市公司也比較突出。上市公司，雖然信息比較公開，但具有公共公司性質，二級市場的股民基本放棄也難以行使股東權力，公司對代理人的監(jiān)督存在各種盲區(qū)。
在全球上市公司中，不少經理人利用加薪權力，改變薪酬績效激勵，拓展新項目，掌控更大的人財及事權，整合供應商或客戶資源等方式，最大限度地賺取投資人的錢，或為自己的職業(yè)道路鑄造金燦燦的墊腳石。
當然，大多數(shù)經理人與普通工人一樣，重度加班，壓力巨大，競爭激烈。更糟糕的是，一旦公司業(yè)績不好或戰(zhàn)略轉型，最容易炒掉的便是拿著高薪的經理人，尤其是規(guī)模龐大的中層經理層。
2019年，互聯(lián)網巨頭裁員風波再起。
騰訊在20周年的關口上，股價和業(yè)績都紛紛下滑。在20周年會上，劉熾平表示，在未來一年的時間里，有10%不再勝任的管理干部要退下。這意味著，騰訊正在掀起史上最大一輪管理干部裁撤，其中大部分為中高層干部崗位，目標包括助理總經理、副總經理、總經理甚至副總裁的級別。
京東集團正在推動“小集團，大業(yè)務”的轉型，為多元業(yè)務的發(fā)展保駕護航，同時也宣布末尾淘汰10%的副總裁級別以上的高管。
為什么互聯(lián)網裁撤中層最嚴重？
隨著信息技術發(fā)展，“扁平化組織”大勢所趨，互聯(lián)網企業(yè)組織比傳統(tǒng)企業(yè)層級更少，更傾向于扁平化、分布式。原來經理人及大批中層是老板監(jiān)督員工的層級手段，也是企業(yè)創(chuàng)造利潤的關鍵角色。如今大量中層成為裁撤對象，因為老板或高層可以通過互聯(lián)網及軟件系統(tǒng)直管基層工人。薪水較高的經理人，不直接產生利潤的管理者，容易被裁。
組織扁平化趨勢不可逆，越來越多傳統(tǒng)企業(yè)利用信息技術，高層直接管基層。熱衷于組織求變的張先生早在2014年就曾說：“去年裁掉1.6萬員工，海爾今年還要大刀闊斧，裁掉1萬名以中層管理者為主的員工”。
35，中年的當下生存
劉先生說：“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，真正的兄弟一定是一起拼殺于江湖，一起承擔責任和壓力，一起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。”
馬先生說：“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996，你什么時候可以996？”
這兩位的“豪言”，聽得中年男人腎疼。
在職場上，中層與中年往往具有相當?shù)钠鹾隙取?/p>
畢業(yè)工作十余年，熬到中層，年齡在30-40之間。本來，這個年齡按生命科學定義應該是年輕力壯的青年。但是，在職場上，已是中年，職業(yè)年齡過半，再干個十來年就得退休了。某些職業(yè)，如程序員、主持人、酒店服務生、模特，35歲以上算是中年甚至中老年了。
之前，華為存在“34歲以上清退”的傳聞，后有員工予以否認。不過，任正非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提到，“華為是沒有錢的，大家不奮斗就垮了，不可能為不奮斗者支付什么。30多歲年輕力壯，不努力，光想躺在床上數(shù)錢，可能嗎？”
職場中，存在一些隱性的“35歲現(xiàn)象”。剛畢業(yè)時覺得沒有經驗不好找工作，但當你30多歲有經驗時發(fā)現(xiàn)更難找工作。與大學畢業(yè)生不同，老板與人力資源官往往以“職業(yè)成敗標準”來衡量職場“中年人”。35歲被公司裁員，沒有積累行業(yè)資源，混成職場“老油條”，很難獲得新雇主的信任。
所以，中層“臃腫”與中年“油條”一旦疊加，就容易成為裁員目標。
任先生指出，“華為現(xiàn)在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外部，而是內部的機構臃腫，人浮于事。整個管理層級太多，我們正在改革。我們在五年時間組織改革上能獲得成功的話，我們可能是有戰(zhàn)斗力的。”
德魯克說，企業(yè)組織有著我們共同的職業(yè)愿景與使命。但是，如果脫離了這一愿景與使命的人，可能就不再適合這個組織。日本人的職業(yè)精神，更多來自大和民族的“羞恥”、“自省”文化。香港人的職業(yè)精神，完全是高度職業(yè)化的殘酷競爭歷練出來的結果。
海爾張先生直接指出，“企業(yè)里面的中間層就是一群烤熟的鵝，他們沒有什么神經，不會把市場的情況反映進來。”他號召，“外去中間商、內去隔熱墻”。其中，“內部隔熱墻”指的就是，不接地氣、不接市場的中層管理者。
人到中年、中層容易碰到“職業(yè)墻”：
職位上，高管位置有限，遭遇晉升天花板；學習上，晉升激勵下降后，人的學習進取心也在衰退；家庭上，孩子教育、家庭事務越來越繁重，有時分身乏術，難以堅持“996”；欲望上，到中產后，具有一定的生存保障，財富欲望邊際開始遞減；事業(yè)上，由于職業(yè)慣性，再跳槽獲取更好職位的可能性小，創(chuàng)業(yè)的機會成本比較高，更愿意在本企業(yè)中層穩(wěn)定下來。
從經濟學角度來說，這完全符合邊際收益遞減規(guī)律。
人到中層，或到一定的收入水平，財富、職位、榮譽的邊際傾向會下降。與剛入職時相比，同樣數(shù)額的加薪，同等級別的晉升，同樣的精神獎章，激勵效果沒有那么大。外部激勵性下降，自我激勵性如果沒有起來，就容易滯留在中層過日子。
如此，組織中層容易形成一個機構堰塞湖。
龐大、臃腫、低效的中層，對企業(yè)發(fā)展非常不利。一般而言，公司想要戰(zhàn)略轉型成功，必然要換掉一批經理人，尤其是中層。我們知道，當一家企業(yè)發(fā)展到100人，老板的想法就很難徹底貫徹執(zhí)行了。很多大公司如柯達、諾基亞轉型失敗，并非不清楚戰(zhàn)略方向，而是“尾大不掉”，調不了頭。
管理服務于經營，一旦重管理而輕經營，這家企業(yè)距離淘汰就不遠了。
如果一家企業(yè)的管理成本過高，高于市場交易成本，那么這家企業(yè)就沒有存在的理由。當年，科斯從倫敦經濟學院畢業(yè)，拿到獎學金去美國大型公司做調研發(fā)現(xiàn)了這一規(guī)律。他使用了交易費用一詞，來解釋企業(yè)存在的理由——企業(yè)組織可以降低交易費用，讓企業(yè)內部更有效率，從而替代市場機制。
簡單來說，假如公司需要長期設計服務，一般有兩種選擇：一是從向設計公司采購；二是招聘一批設計師自己設計。前者利用市場機制來完成，后者利用企業(yè)內部計劃來完成。
作為老板，你會選擇哪種方式？
老板一般考慮成本及效益，哪個成本低、效果好、穩(wěn)定性強自然就會選擇哪個。如果后者更好，那么設計這項業(yè)務在企業(yè)內部就有存在的理由。如果一家企業(yè)所有業(yè)務都不如市場采購成本低、效益好，那么這家企業(yè)自然就會虧損瓦解。
公司如何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益，控制質量？
這時，管理的作用就發(fā)揮出來了?？扑箍疾烀绹I(yè)時，當時美國大型工廠已經引入完善的泰勒科學管理以及福特發(fā)明的流水線?？扑箤γ绹笮凸I(yè)內部有序、科學、精準的調度以及計劃驚嘆不已。
實際上，在《謝爾曼反壟斷法》制定以及實施幾十年，美國經濟學家包括一些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，都認為泰勒的科學管理有助于托拉斯組織的效率提升，并不主張對他們實施反壟斷訴訟。
在20世紀初，泰勒科學管理對企業(yè)內部成本降低及效率提升是顯著的，是當時巨型托拉斯運行的基本保障?？茖W管理極大地拓展了企業(yè)的生存邊界，不少托拉斯吞噬了效率低效的市場，形成巨大的規(guī)模經濟。
這就是高效企業(yè)對低效市場、低成本企業(yè)對高成本市場的替代效應。
但是，就像“樹不會長到天上去一樣”，企業(yè)擴張也存在邊界。一旦企業(yè)到達邊際拐點，規(guī)模效應則不存在，開始進入報酬邊際遞減的輪回。
為什么會出現(xiàn)邊際拐點？
邊際效用遞減規(guī)律有一個前提便是技術水平不變。當管理及技術水平不變的前提時，不斷增加人力投入、資本投入，機構膨脹，管理人員擴張，如此報收遞減規(guī)律則會出現(xiàn)。
現(xiàn)實中，管理系統(tǒng)不更新，管理方法不改變，管理效率不提高，管理層不作為，意味著堆積管理人員，如此企業(yè)效益逐漸會被臃腫的管理機構所侵蝕。機構臃腫、管理者怠工，實際上經理人在大量尋租，具體表現(xiàn)為不干事，少干事，人浮于事。一旦內部管理成本高于市場交易費用時，企業(yè)就有可能被市場替代，從而被競爭對手所瓦解。
市場競爭遵循的是殘酷的叢林法則，企業(yè)競爭是如此，職業(yè)競爭也是如此。
在職業(yè)上，除了能力的競爭，還有價格的競爭。通常，我們的生活“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”，消費習慣養(yǎng)成之后有不可逆性，即易于向上調整，而難于向下調整。
美國經濟學家杜森貝利稱之為“棘輪效應”。
后來，凱恩斯將其推演到工資領域，認為工資具有一定的黏性，易于向上調整，而難于向下調整。工資的棘輪效應本身源于消費的棘輪效應。受到棘輪效應的影響，員工很難接受降薪。公司若降低成本，首先選擇是裁員，裁撤高工資又不產生業(yè)績的管理者，而不是降低工資。
中年人消費水平更高，工資收入到達一定的水平，生活質量更有追求，家庭負擔重，生活成本高，其消費及工資的棘輪效應更加明顯。年輕人“一人吃飽”即可，相比中年人對降薪的抵觸情緒沒有那么大。
所以，在控制成本時，公司更傾向于裁撤不愿意接受降薪的中年職員。
另外，公司會考慮降薪后的尋租問題和監(jiān)督成本。
如果降薪抵觸情緒大，強制降薪則可能傷害他們的工作積極性。一般而言，工資棘輪效應越大，抵觸情緒越重，降薪后出現(xiàn)怠工的傾向越明顯。怠工越明顯，尋租問題越嚴重，公司效率反而下降。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公司可能要加大監(jiān)督和激勵，這樣成本又上升。如此，降薪可能得不償失。
所以，公司會對抵觸情緒相對小的員工選擇降薪，而裁撤抵觸情緒大的員工。
與青年相比，中年失業(yè)要殘酷的多。一般而言，公司為了降低風險，中層及以上職位都會匹配同行工作經驗者或自主培養(yǎng)，而非跨行尋找或直接空頭。由于職業(yè)習慣、思維慣性、行業(yè)局限、工資棘輪效應，中年職業(yè)人如果沒有大公司履歷，沒有足夠的人脈資源，或曾經創(chuàng)過業(yè)，或想轉行，想要找到合適的中層及以上職位工作極為困難。
所謂中年危機，主要不是“油膩”和“庸俗”，而是職業(yè)危機、收入危機。當人到中年，腎拼不過年輕人時，必須培養(yǎng)其它方面的優(yōu)勢，如人脈、資源、經驗等等。對于中年人來說，持續(xù)保持職業(yè)競爭力以及事業(yè)欲望，確實需要挑戰(zhàn)自我與人性。
人到中年，在這個城市奮斗半輩子，還在為家庭的城市生存權而拼命。
2035，中產的未來前途
中層、中年與中產，具有相當?shù)闹睾隙取?/p>
一般來說，一位35歲左右的職場“中年”，處于公司中層，在城市定居，已婚，有小孩，貸款買房，有車代步。如果你是中層、中年與中產的交集，那么你或許是比較“受傷”的一個群體。
之前，我寫過一篇《全球中產經濟|“紙牌屋”與“掃地出門”》，提出“房產是富人的財富，中產的‘紙牌屋’”。
貨幣-房產-生存權，是一條隱性的經濟生命線。中層、中產以及中年為了爭奪城市生存權（婚育權、優(yōu)質教育選擇權、社會地位等），加杠桿貸款買房，大量的貸款買房實際上支持著龐大的銀行信貸。對于市場而言，商業(yè)銀行就是企業(yè)與個人的央行，信用貨幣就是真實貨幣，而大量的信用貨幣都是以房產及土地作為抵押而發(fā)放的。
所以，城市生存權支撐著高房價、高貨幣。貨幣和房子都是生存權本位。
跳出來看這個問題，中產買房和貸款，并非基于正常的市場投資或消費，而是一種“被迫”的生存權，是剛需所致。
在市場博弈中，一旦你處于“剛需”的一方，必然會吃虧。就好像在戰(zhàn)爭年代，糧食緊缺，人為了生存必然搶購糧食，糧商此時囤積居奇，抬高價格。但迫于生計，人們也不得不高價購買。
涉及生存權的剛需市場，并不是一個理性的、正常的、自由競爭的市場，而是一個價格扭曲、供給失靈的市場。
這種市場并不是戰(zhàn)爭年代才會出現(xiàn)，現(xiàn)實經濟中經常存在。比如通貨膨脹時，貨幣發(fā)放越多，貸款需求量越大，需求量越大，貨幣發(fā)放越多，從而進入一種惡性泡沫循環(huán)。
原因是通脹時期，有利于債務方而不是債權方。企業(yè)及個人迫于生存會不斷借貸，擔心貨幣貶值，試圖通過不斷地借貸來抵充貶值的速度。
但是，信用無法極限擴張，當杠桿加滿時，這種債務循環(huán)游戲無法支持下去，泡沫破滅，債務危機爆發(fā)。然后。貨幣緊縮，資產價格縮水，信用下降，信貸額度降低，經營狀況惡化，信用度再下降，資產價格再縮水，信用額度再降低……
如此，便進入費雪的債務通縮螺旋。
全球中產大部分財富都配置在房產上。中產在房產上的投資，并非完全基于投資理性選擇，更多傾向于生存需求——學位房、上班方便、舒適度、戶型面積與家庭人口匹配等。但是，地產商、房產投資商、炒房者是基于投資理性選擇。這就是被動與主動，理性與非理性，剛需與自由供給之間的博弈。
如此，作為購房者的中產，與他們之間博弈，就明顯處于劣勢，需要更多讓利于后者。房價再高，為了結婚、孩子讀書，中產都選擇買房。如今北上廣深這個價位，依然有不少剛需購房者。這就相當于，中產迫于生存不得不接盤高價房。
對于中產來說，即使擁有房產，也只是財富的“紙牌屋”，但債務卻是真實的。房產估值再高，也不可能變現(xiàn)，但每個月房貸必須償還?，F(xiàn)在北上廣深，不少中產每月支撐著兩三萬的房貸。每月工資入賬，第一件事便是留扣房貸，然后才敢安排其它消費。
如果中產，又是中年，又遭遇中層裁員，失業(yè)的中產將面臨巨額的債務壓力，危機一個中產家庭的城市生存權。
有人說，我可否將深圳的房產賣掉，拿著1千萬房款到小城市過小日子。這么做就相當于放棄了深圳的城市生存權。這固然沒什么對錯，屬于個人人生觀及價值取向的選擇。
所以，一旦將房產與城市生存權捆綁，那么房地產就不再是一個正常的自由市場，必然會演變?yōu)閮r格扭曲的市場。為城市生存而拼搏的中產，便要為這一制度支付巨額的成本。
這就是全球主要國家都對涉及生存權的市場進行政府干預的原因。如農業(yè)補貼，控制貨幣供給，房產調控，建設安居房，通脹期間控制物價，儲備石油，等等。
但是，從全球來看，經濟最大的黑洞不是市場失靈本身，而是有形之手的調控。
最為突出的是貨幣市場。貨幣當局控制貨幣供給，貨幣無法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分配貨幣，從而導致有些地方、領域、企業(yè)及個人貨幣富余，有些則貨幣緊縮；如此便會形成龐大的貨幣販賣生意，貨幣富余區(qū)賣給貨幣貧乏區(qū)，滋生龐大的食利階層，拉大貧富差距。
美聯(lián)儲控制著全球最大的貨幣——美元的供給，華爾街掌控著富余貨幣，通過金融衍生品及融資市場，向美國制造業(yè)、農場主、中產階級以及全球各國販賣美元。
1980年代開始，隨著“里根大循環(huán)”形成，一個全球性的美元販賣市場快速膨脹。華爾街從國債、債券中吸收各國低價回流的美元，再販賣到海外獲取更高的收益。
當美元寬松時，華爾街金融繁榮，資金販賣火熱；當美元緊縮時，華爾街可憑借強勢美元獲取國際資本，新興國家則陷入美元荒、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。
這也就從“里根大循環(huán)”開始，美債越來越多，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，華爾街賺得越來越多，而新興國家則陷入美元周期性債務危機。
在“里根大循環(huán)”體系中，美元的緊縮風險帶來的債務和貨幣危機，足以讓新興國家折騰一個世紀，典型的莫過于阿根廷、墨西哥。二戰(zhàn)后，只有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中國臺灣、中國香港，晉升為發(fā)達經濟體。剩下絕大部分國家都滯留在中等收入區(qū)間，不少國家陷入所謂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不但經濟增長乏力，更是問題和矛盾重重。
當然，新興國家的問題關鍵在于內部，而不是美國及美元。但是，在這種全球貨幣體系以及“里根大循環(huán)”下，新興國家將面臨一次次的危機洗劫，很難實現(xiàn)突破。
“中等收入陷阱”與中產階級危機，在本質上是一樣的，都是因為財富是“紙牌屋”，而債務卻是真實的債務。
新興國家房產、資產表面上價格高，但存在大量泡沫，里面充斥著杠桿和債務。這種債務型經濟的形成原因，與中產的債務是類似的。新興國家為了生存或快速發(fā)展，政府借錢搞基建，企業(yè)借錢搞投資，中產借錢買房，甚至在美元寬松期大舉外債。一旦制造業(yè)及出口無法大規(guī)模創(chuàng)匯，美元一緊縮很可能遭遇貨幣、債市、樓市、股市“四殺”悲劇。
每次全球性經濟危機或區(qū)域性經濟危機，都將洗劫中等收入國家，同樣也洗劫中產階級。
財富是幻影，而債務是現(xiàn)實。
要緩解這一問題的方法是房地產與城市生存權脫鉤，打破土地供給壟斷，讓房地產市場自由支配。房地產市場化并不是最好的方式，畢竟它是一個生存權市場。但最糟糕的是房地產貨幣化、金融化。
不過，當前房地產與城市生存權脫鉤的可能性不大。因為整個經濟體系都構建在城市生存權之上，貨幣是城市生存權本位制，想要扭轉這種慣性很困難。香港的港幣雖然是美元本位，港府的房產保障制度也不錯，但是這座城市依然被房產金融化慣性帶著走，而且愈演愈烈。
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，尤其是1980年代“里根大循環(huán)”建立起來，全球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改變這種局面。在浮動匯率和信用貨幣時代，國際貨幣供給的非均衡，造成的中等收入陷阱，中產階級危機以及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。
根本問題出在貨幣理論上。
在貨幣領域，最聰明的頭腦弗里德曼構建了現(xiàn)代貨幣數(shù)量論，全球經濟及各國經濟開始進入央行的貨幣周期時代。很多人可能發(fā)現(xiàn)，當今世界似乎進入了“貨幣調節(jié)”的計劃經濟年代。信貸、樓市、股市、制造業(yè)、出口等都隨著美元以及本幣緊縮而波動。這種控制貨幣供給的調節(jié)手段，才是始作俑者。
對于中產來說，房產不是問題，貨幣才是魔鬼。
如今美國很多人批判現(xiàn)代貨幣數(shù)量論，認為這種不顧及債務指數(shù)、經濟結構失衡的理論是極為危險的，也是數(shù)次債務危機爆發(fā)的根源。但是，除了這一理論，經濟學家和貨幣當局似乎沒有更靠譜的理論。
蒙代爾是這一理論早期的反對者，在芝加哥大學時他為此與弗里德曼吵了不少架。蒙代爾提出的“貨幣最優(yōu)區(qū)”理論和“大拇指法則”推動了歐元的創(chuàng)立。某種程度上說，蒙代爾的理論更加科學，但是如今歐元區(qū)的債務問題及社會矛盾更復雜。
從全球表現(xiàn)、金融體系以及貨幣理論三個角度，中產階級塌縮似乎是不可避免的。
中產，是一個國家的脊梁、社會的穩(wěn)定器和稅收的貢獻者，也是福利的主要創(chuàng)造者和債務的主要承擔者。
最近，中國社科院發(fā)布了《中國養(yǎng)老金精算報告2019-2050》。報告預測，未來30年我國的制度贍養(yǎng)率翻倍，2019年當期結余總額為1062.9億元，不過到2028年，當期結余可能會首次出現(xiàn)負數(shù)，為負1181.3億元；到2035年有耗盡累計結余的可能性。
這意味著，到2035年，這一代中產階級還沒退休或剛退休，社保余額就已虧空。
目前中國消費市場是基于消費分層的消費升級，在擺明了新中產和低線城市消費不同形式的消費升級現(xiàn)象和特點后，從消費要素“人、貨、場”出發(fā)，深度探析基于分層的消費升級影響因素。
人們在保證了質量和使用體驗之后，更注重在消費過程中的舒適和便利程度，以及人們在心理上、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和樂趣，而在身份展示、品位展示等非剛性需求上在短期內做了一些妥協(xié)。消費對象的實物量和價值量的統(tǒng)一、更多的消費受眾帶來的增量市場。
2015-2030年中高收入、高收入群體占總人口比例（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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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從過去的奢侈品變?yōu)槿粘Ｆ罚嚨纳鐣匚粚傩韵陆?，而功能屬性上升。服裝消費近年來呈現(xiàn)凹型結構，即快消、高端消費品占比較高。這與人們對性價比、差異化消費趨勢相關。當人們更加重視性價比、愿為節(jié)約時間花錢、重視品牌時，去LOGO化、極簡的同時，又注重時尚感的快消品牌將是新中產的最佳選擇。另一方面，高端奢侈品則是差異化、個性化的最佳表達。
新中產對購買商品時關注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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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互聯(lián)網的迅速興起，網上購物占比從零到28.9%僅用了十年時間。電商模式的出現(xiàn)對原有線下模式具有很大的沖擊，這就要求企業(yè)從產品端、供應鏈端、品牌宣傳和推廣方式、渠道布局重新制定戰(zhàn)略和定位，從線下到線上導流或者線上宣傳轉化到線下流量，讓消費者不局限在特定的時間、地點來進行購物消費。
2017-2018年新中產線上購物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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